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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战后国际秩序观的谬误及其危险性

2019-07-12 22:58:39来源:励志吧0次阅读

日本战后国际秩序观的谬误及其危险性

安倍内阁在历史、领土问题上的行为种种,生动地折射出日本右翼保守势力扭曲的战后国际秩序观。其一,无视秩序形成的历史背景与逻辑起点。诞生于二战尾声的联合国宪章体现了人类社会对战争的深刻反思,体现了盟国清算、惩戒及限制轴心国,防止其法西斯主义、军国主义复活的正义意志,并以此作为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。日本战后将“the United Nations”(联合国)译为“国际连合”,刻意淡化昔日轴心国形象、消弭与盟国曾经的敌对关系,长此以往,右翼保守势力未能蒙蔽世界,自己却陷入了自说自话、入戏过深的幻境。

其二,将美国奉为联合国,将日美关系放大成日本与国际秩序的关系。日本动辄以《旧金山和约》、《冲绳返还协定》为据,主张对钓鱼岛的主权,殊不知,奠定战后国际秩序法律基础的,不是美英对日片面媾和的《旧金山和约》、美日私相与授的《冲绳返还协定》,而是规定日本归还中国领土、限定其版图范围的《开罗宣言》与《波茨坦公告》。而且,日本自己对此也是接受的。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书宣示“承担忠诚履行《波茨坦公告》各项规定之义务”,从而也就承担起了履行《开罗宣言》的义务。日本1956年加入联合国、1972年与中国恢复邦交,都是在其接受《波茨坦公告》的前提下实现的。

其三,无视战后国际秩序的道义、道德层面。国际秩序不仅包含权力分配、制度设计等硬件部分,行为规范、道德诉求也是其重要构成。战后日本在国际自由贸易体制和冷战时期美国的庇护下,实现了“经济神话”,而对那些它认为于己不利的秩序层面,却越来越露骨地采取了“坚定的修正派”立场。日本政要屡屡发表“侵略定义未定论”、“东京审判不公论”、“参拜战犯正常论”和“效仿纳粹修宪论”,全面为侵略历史翻案,跌破了人类道德底线,也直接构成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否定。日本外交道德感的丧失,频频显露于多边、双边关系中,国际道义形象加速下坠,“价值观外交”“节操碎了一地”。[1][2]下一页日本走到如此地步,成因多元。首先是战后美国出于冷战战略的需要,短时期内逆转对日政策,从彻底削弱到重新武装,导致清肃军国主义的民主化改革戛然而止,战前政治的邪恶基因得以存活。此后,在吉田茂路线下,保守政权长期引导民众将目光聚焦于经济增长,错失了就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展开全社会层面总结和反思的机遇,导致一旦气候适宜,则泥沙俱下,沉渣泛起。同时,日本长期追随美国,也直接助长了其战后国际秩序观的扭曲。冷战时期,日本对重大国际问题的政策与美国保持高度一致,养成了对美追随的思维惯性,渐渐习惯于“透过美眼看世界”。近年来,日本联合国外交的独立性有所增加,但系出于对有别于美国的那部分自身利益的考量,国际秩序观更倾向于偏狭。

改变观念比改变政策要难得多。在谬误充斥的秩序观驱使之下,日本右翼保守势力正在通过裹挟民众,将原本属于是与非、善与恶的斗争转化为东亚地区国家、民族之间的对立与仇视。其急于摆脱“战后政治”与自说自话、掩耳盗铃式的思维模式与行为方式不仅将导致日本自身的国际孤立,更会冲击地区和平稳定大局,为东亚的未来蒙上阴影。目前,日本与邻国的对立已经在朝与整个国际社会对立的方向发展。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敦促日本领导人就历史问题“深刻反省”、具备“展望世界未来的视野”,引发日本政府的强烈反应,这不禁令人联想到1933年日本“愤而退出”国联的历史场景,以及此后其战略决策中日渐增加的非理性成分。这种非理性最终升级为一种同归于尽式的赌徒心态,即东条英机在决策偷袭珍珠港之际所讲的,“从清水寺纵身跃下的决心”。日本要向何处去,值得国际社会密切关注。

(作者杨伯江系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)

原标题:日本战后国际秩序观的谬误及其危险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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稿源:中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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